【注】:
本诗第二、三行的“大胆的假设”、“小心的求证”是胡适(1891-1962)提出的治学方法。吴公子说,胡适有段话值得深思,那段话是他在上海中国公学的演说词,由张嘉树记录,以《打破浪漫病》为题刊登于1928年12月9日上海《民国日报•觉悟》:“1609年的哥白尼,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,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,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。他利用这仪器,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。像哈代维(Harvey/ William Harvey, English physician)、牛顿(Newton),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汶豪(Leeuwenhoek/Antonie van Leeuwenhoek),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。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,正是中国的顾炎武、阎百诗出世的时期。在这五六十年当中,东西文化、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。他们所谓方法就是‘假说’与‘求证’,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,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。这是和我们不同地方。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,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。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,如翻考《尔雅》、诸子百家,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。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。”